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苏区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战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战争,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苏区以外战胜敌人。这种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此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博古等害怕丢失苏区,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战争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苏区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苏区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了。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供稿,陈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