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红军

  □卜谷

  红军如红云,在赣南历史的天空中飘荡着。她,飘过去了,却永远存在。

  ——题记

  一

  家家当红军,户户出烈士。这在赣南原中央苏区的几个核心县域,是个形象而真实的写照。那个年代,我家的情况亦不例外。

  我的故乡,在偏僻的宁都县黄石乡黄村村塔下村小组,父亲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三。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三兄弟加上一个妹夫,统统都参加了红军,并且有两个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红色风暴席卷赣南,遍及山乡村野。红色风暴,首先是大脑风暴,使山乡村民的生活,尤其是观念,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情景是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难以理解。

  大伯父郭志发、二伯父郭志油,1929年便先后参加了红军。那时,参军往往就直接是参战,没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训练。两个伯父一参军便扛着梭标出发,加入了攻打长汀的战斗。黄石乡自古以来是个尚武之地,大村庄都聘有武师,农闲时节摆擂、设场传授弟子。大伯父、二伯父也都跟在旁边练过几年腿脚,功夫不错。

  说到打仗,跃跃欲试,在战斗中两个伯父都十分勇敢,手持梭标横冲直撞。尤其是大伯父功夫好,腿脚快,总是冲在前面。不料,冲得再快也没有子弹快,大伯父一个跟斗栽倒在地,血水从腰间涌出,浸透了衣服。红军医院刚刚成立,设备落后,大伯父久伤不愈,转而回家养伤。二伯父水土不服,在部队患疟疾一直不见好转,后来回家治疗也是时好时坏,几年后才痊愈。两个伯父伤愈病好后,元气大损,再也雄健不起来了。大伯父转业在黄石区苏维埃政府担任了财政部长,从事地方工作。二伯父虽然还参加过一些军事活动,却是赤卫队那种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活动。

  姑姑名叫郭满女子,长得蛮标致,可惜自小缠脚,是个小脚女人。三寸金莲,行动很不方便,只能参加一些活动量不大,打草鞋、织袜底的手工活动,慰问红军。但是,她也参加了扩红,就是唱着“送我情郎当红军”的山歌,把自己的丈夫扩进了红军。

  姑父黄宜捷,1913年出生,参加红军前学过做裁缝。他个子小,人也十分机灵,可惜万里长征只差一步。部队到达陕北,与敌人的骑兵作战时负伤,领导将他安置在当地村民家里。长征中,被疏散和掉队都是最危险的事,十有七八都会被追敌或当地民团杀害。姑父伤情稍稍转好便赶紧离开,一边问路,一边打探部队消息。因为找不到部队,一路做裁缝换饭吃,换点钱治病,一路做裁缝慢慢向家的方向行走。用了近一年时间返回宁都,回家后也一直做裁缝,育有二子一女。解放后,地方政府曾动员姑父出来参加工作,他犹豫不决,觉得已经习惯了裁缝生活,主要因为做裁缝生活较殷实。后来,姑父那段长征经历得到组织认可,被唤作“半长征”,一直享受失散红军待遇,直至1996年病逝。

  二

  我们老家虽然地处偏僻,却傍着一条江宽水阔的河流,是三江汇合为一条叫梅江的大河。父亲名叫郭志清,他的一生都与这条河纠缠。从小,每天一早把鸭子撵到河湾里,自己也便像只鸭子扑到河里捉鱼;稍稍长大,常常跟着大人渡过河对岸当“肩担客”,即“打肩担”当挑夫去福建挑盐卖;在河畔烧窑;在河里撑船摆渡。那年,他在江面上摆渡,遇到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路过,父亲将部队全部摆渡过河后,将竹篙一扔,跟随最后一船红军走了。

  父亲从小早出晚归放鸭、做“肩担客”的经历太重要了,练就了铁脚板、铁肩头,养成了能熬、能饿、能走的坚毅性格。长征途中,许多战士实在走不动,拿步枪当拐杖支撑着行军。父亲却一直扛着沉重的机枪,走完了长征路。其履历上记载:历任中央警卫团机枪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由于长年累月肩扛机枪,他左肩膀高右肩膀低,整个身体终生定格成为倾斜状态。

  回忆长征,父亲就会说起他的几次遇险和脱险。

  第一次遇险是过雪山。父亲扛着机枪连续不停地行军,又累又饥又冷,加上空气稀薄,头昏目眩,一阵阵虚脱困乏的感觉涌上来。想歇一脚的愿望越来越强,哪怕是只歇息一脚。这时,瞧见路边上有一块石头,恰巧一个红军战士早坐在那。父亲不假思索很自然地就靠过去,一坐下那人就被碰倒了。“哐——”地一下,掷地有声。一触摸,那人早已冻僵,成为硬硬的一尊冰雕。父亲吓一跳,立起来就走,那个牺牲的战士救了父亲一命。

  第二次历险发生在过草地。草地很阴险,一望无际的碧绿似硕大无比的地毯,十分可爱。可是一脚踩去,人就陷入泥里,脚底下软软的“咕噜”涌出一包黑水来,发出难闻的腐臭味,令人窒息。水是毒液,淡黄色,黑色,不能喝,喝了会中毒。如果腿脚上有伤,浸在水里就一定会发生腐烂。战士们天天行军,基本上每个人腿脚上都有伤。父亲的脚有点磨破皮,原本不算什么伤,可踩入草地就开始烂脚趾头,而且一烂就烂了一年多。草地的阴险,还在于其居心叵测。没人走过的地方,要多加提防;有人走过的路,也要小心翼翼。走着走着,脚下突然冒出个陷阱来,就得赶紧卧倒顺势打几个滚,滚过去。稍微犹豫就会陷入泥淖,越挣扎越陷越深。别人也很难施救,没有工具也没有力气,往往施救的人也一并陷入没顶之灾。父亲也遭遇了一次草地陷阱,因为他是中央警卫团机枪排长,扛着一挺机枪。机枪在战斗中太重要了,是决不允许丢失的。战士们扑过去一个拽一个,拽着机枪把他从泥淖中拽上来了。

  第三次遇险仍然是在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时,情景特别悲惨:一路上连野菜、草根都被前头部队吃光。路旁能看到一具具倒下的战士,有的尸体已经腐烂,爬满了蛆虫。要活命总得要吃呀,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一切为了活命。可是,草地上除了有毒的菌菇,有毒的水,什么也没有。入眼的只是一堆堆粪便:有牛、马和人留下的粪便。饥饿难忍,困顿交加,实在没有办法就得“吃二道”。所谓“吃二道”,就是扒开牛、马以及先头部队的粪便,寻找未消化的青稞,洗一洗煮了再吃。可无论怎么洗,仍然还有一股臭味。有的战士就是因为嫌弃怕吃,无法补充体力而牺牲了。吃草根、树皮,“吃二道”,父亲曾说:“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人就要还原成为动物。还原为动物并不就是动物,是人的智慧、信念所支撑!”

  三

  岳父原名叫肖先河,他有个哥哥名叫肖先洪,岳父的哥哥我仍叫伯父。岳父的老家在宁都县会同乡南坑村,一个叫雾头山的自然村。那里太高太偏,至今也不通公路,是很山很山云雾缭绕的山顶,十几户人家陆续搬迁,是个空心村了。伯父肖先洪1927年便参加了红军,很奇怪的,红军的影响在那么早就到达了那么高的山顶。伯父肖先洪参加红军后,经历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腿部负伤,回到家乡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的情况是,伤愈的战士必须及时返回部队,否则,地方政府的扩红队会来催促。催促几次后仍无动静,扩红队就会有动作。恋妻的伯父无奈,决定归队。归队前,他在饭桌上当着父母的面向弟弟肖先河交待后事,说:“我去归队肯定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那么,我归队后,你嫂嫂就给你做老婆,以后由你来照顾她,完成传宗接代的事情。”

  将哥哥的老婆让给弟弟做老婆,这在当地叫做“转婚”。穷苦人家讨不起老婆,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办法。

  肖先河一听很不乐意,他性情火暴与性格急躁的嫂子针尖对麦芒,从来都是顶牛、吵口、打斗的,成为宿怨,有点不可调和的味道。他立即站起来反对:“我不要嫂子做老婆,我嫌都嫌死了她!”

  “你不要也不行呀,”外公外婆也赶紧参与进来,从中撮合,“花了几十块银元娶回来的女人,一个小孩都没有生,怎么可以说不要呢?你也是大人了,家里又没有钱另外再给你去讨老婆……”

  左说右说说不成。岳父的小名叫做“蛮牯佬”,特指其性格犟,谁的话也听不进,反正油盐不进,就是不肯让嫂嫂当自己的老婆。事情僵住了,可伯父立即就要随扩红队出征,问题总得解决呀。

  “这样吧,哥哥你留在家里陪嫂嫂,我替你去当兵。”“蛮牯佬”有蛮办法。

  伯父一听巴不得,喜出望外。事情急转弯,岳父去当兵的事就这样确定了。数十年后,岳父当了个小官离休,荣归故里,在县城建起了一幢二层的“老红军”小洋楼。伯父肖先洪那时已享受红军伤残人员待遇,每月有几十元补助,在乡村很受人羡慕。可后来他见到岳父的小洋楼,感觉就有了微妙变化。伯父常从乡村来县城弟弟家做客,喝酒吃肉,言谈间感叹频频,颇有悔意。我听其言说,若当年他坚持自己去当红军的话,这小洋楼怕就是他的了。言下之意,岳父占了他便宜似的。

  岳父只是笑笑,从不当面辩解。伯父离去,岳父就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并非每个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都能够活着回来。

  不过,岳父确实是冒名顶替伯父肖先洪的名字,去肖先洪原先所在的红一军团当兵,而且,履历里也保留着伯父的足迹。岳父是1933年参加红军,档案里的记录则为1927年参加红军,实际上是接续了伯父的一段历史。

  长征路上,岳父在红一军特务连,负责为部队打前站。打前站的尖兵特别危险,特别劳累,每天要在后半夜出发,孤军深入陌生地带侦察,提前抵达预定的村庄,为随后跟进的中央机关安排好膳宿,然后占领军事要害地势担任警戒,迎接大部队的到来。因此,他们的行动规律与其他部队恰恰相反。

  红军即将过草地时,岳父所在部队先期抵达川北的一个小村庄。安顿好中央机关后,尖兵排马上换岗,从担负警戒的要害地撤下来休息,以恢复体力半夜出发赶往下一目的地。

  那天,半夜醒来,准备出发时。岳父看到院墙下燃起了篝火,人影幢幢,是疲惫不堪的后卫收容部队刚刚抵达。在寒冷的风霜中,收容来的伤病员,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一动不动,有的已奄奄一息。

  “有粮食吧,谁还有粮食?”

  一天的劳碌,一个个收容人员早累得东倒西歪,却不能不挣扎着坚持烧水、做饭,照顾伤病号。

  “我这里有粮食。”岳父见状赶紧解下腰间的粮食,分出一半给伤病员们救急。

  尖兵排出发了。这时,寒风又卷来一批伤病员,战士们有的背,有的抬,他们都是一天以至几天未吃东西了,个个疲惫至极。如果再不能喝一碗热粥,部分战士很可能就无法熬到黎明。

  “有粮食吧,谁还有粮食?”

  已经出发的岳父闻声止步,索性解下粮袋,把余下的粮食,全部倒入了沸腾的大锅。岳父并非一次两次这样做,这样做的人也并非岳父一个。每每讲到此,岳父就会说:“当时实在于心不忍,因为每一次互相帮助,就可能救几个甚至于十几个战友的生命。你看那些背的、抬的,哪一个不是团结互助换来的生命呢。”为此,岳父多挨了不少饿,不过,他是打前站的,危险性特大,筹粮的机会也更多。遇到机会,他决不怜惜力气背粮食。

  四

  岳父当红军时顶替了大伯的名字叫肖先洪,他自己的名字叫肖先河,长征回来时却改名肖长清。他改名字与堂兄肖先富的改名有关,肖先富改名字则与康克清有关。

  堂伯父肖先富,1932年6月参加革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堂伯父也在中央警卫团,是朱德的马夫。朱德夫人康克清也在红军总部,与堂伯父共一个支部,是堂伯父的入党介绍人。1935年初,红军进入贵州后,堂伯父任红一方面军总部三科司务长,天天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处在一起。遵义休整时,康克清大姐把堂伯父叫到跟前,说:“先富啊,你这个名字听起来总觉得别扭,革命的目的也不是让自己先富呀。依我看哪,你这个名字得改一改。”

  怎么改呢?堂伯父文化比较浅,说到改名有些犯难。

  几天后,康大姐见到堂伯父,再次提起改名这件事。堂伯父赶忙说出自己的实际困难:“康大姐,我没有文化,就麻烦您帮忙改个名字吧。”康大姐十分了解堂伯父的情况,沉吟一番,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我看就叫‘克清’吧。”听康大姐这么一说,堂伯父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很有意义,但继而一想,又为难起来,喃喃地说:“可我怎么能跟您的名字一样呢?”康大姐笑笑说:“名字相同没什么关系,只要你能牢记它的真正含义就行。”

  堂伯父改名后,很快就被大家叫顺了口。

  几年后,岳父肖先河与肖克清见面。二人聊天,聊着聊着堂伯父突然告诉岳父说:“先河,我已经改了名字,以后你不要叫我肖先富,要叫我肖克清了。”接着,他把康大姐为自己改名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

  虽然都在红军部队,戎马倥偬,他们兄弟俩也难得见一面。肖先河一听,觉得这名字改得有理,触动了自己多年的心思。就说:“我当红军时一直用着哥哥肖先洪的名字,是否也应该改一改呢?否则回去都分不清谁是谁了。”这俩兄弟都是不大识字的人,说到改名字,琢磨了许久,没个名堂。

  那时,岳父被调入中央警卫团,跟随在陈云副主席身边当警卫员。闲暇时,陈云也是个随和的人,常与身边战士聊天。有一次闲聊,岳父对陈云说起康克清在长征路上为哥哥改名字的故事。说完,趁机提出要求:“陈副主席,我也早就想改个名字了,却没有文化,想请您帮个忙。”

  陈云副主席留过洋,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点小事难不倒他。点点头,立即笑着说:“你哥哥叫肖克清,要不你就叫肖长清吧,兄弟两个一样地清正廉明。”岳父一听欣然接受,此后,就改名为肖长清了。

  堂伯父一生两次负伤都在山西的抗日战场。1942年4月的一天,他带领机关的两个班保卫群众转移,与偷袭的小股日军发生遭遇战。舞刀弄棍是堂伯父自小的爱好和特长,立即展开了近身搏斗,几个回合把领头的日军军官撂倒了。不远处,一个战士被两个日军前后夹击快要招架不住时。他大喝一声,把战士挡在身后,与两个日军拼起了刺刀。突然,左手中指钻心疼痛,鲜血直流,这更激发取胜欲望和战斗意志。他像一头猛狮咆哮着左右突刺,不多时就把两个日军刺翻。这次战斗,我军伤亡6人,日军伤亡13人。堂伯父左手中指被刺造成骨折,一直不能弯曲,落下了终身残疾。

  第二次负伤是在1943年9月的一天下午,日军10余架轰炸机,突袭八路军某部被服厂。堂伯父时任被服厂代理厂长,正指挥人员疏散隐蔽,一颗炸弹就在身旁爆炸。清点人员时,堂伯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时,有人见堂伯父养的那只狗在一堆黄土旁又嗅又刨,刨开黄土一看,果然堂伯父被埋在下面。经过一番抢救,堂伯父竟然活过来了!虽然四肢无损,但耳膜被震破,此后永远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成了一个二等乙级伤残军人。

  从土里刨出来,堂伯父就完全变为另一个人。离开部队,离开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延安休养所转到江西“荣校”,直至1950年冬转业。堂伯父回到了阔别20年的家乡,还原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用40多年时光在荒山、河滩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经济树,然后全部上交集体。他终年无言无声,只在三件事上例外:参加党员会议;受邀为学生们讲故事;每年征兵季节去送兵讲话。或许,压抑过久,堂伯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话往往大喊大叫,话题仅一个——红军、长征……

  他的心灵彻底寂静下来,却又永无尽头地萦绕在光荣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