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季以来,由于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等坚持从实际出发,没有执行“左”倾中央“要求红军顺赣江而下,攻占赣州、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基本决策,不同意主力红军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南丰、南城,致使中共苏区中央局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就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前、后方成员都主张在前方召开全体会议,但各自的企望不尽相同。朱德、王稼祥希望通过开会,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赞同前方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希望通过开会解决后方中央局成员“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问题;后方中央局成员希望通过开会,使前方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必要时准备搬掉阻碍执行“进攻路线”的障碍;周恩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前方全权代表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不容再有异议”。

为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会议以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为指针,对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和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进行批判,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对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取得的巨大胜利视而不见,却指责漳州战役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

会议把毛泽东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等。

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的建议。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中共苏区中央局。

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6年9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供稿,陈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