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讲 赣南会议:“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的贯彻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开始了对中央的统治,王明“左”倾错误逐渐在全党推行。

  4月上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亦称“青塘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逐步推行其“左”倾错误路线。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汇报后,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的成绩同时,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存在“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10月,为敦促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改正所谓的“严重错误”,又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编号为第四号的指示电(即十月指示电),重申中央政治局8月30日指示信中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指责,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中区党大会”(指中央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引注),“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这样,中共中央就为其后来在赣南苏区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定下了基调。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分出席会议。大会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大会设主席团,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为主席团成员。苏区江西临时省委及各特委、县委负责人,闽粤赣(福建)临时省委、各县委负责人,红军中的代表,赣东北省代表等共约70人出席会议。湘赣、湘鄂赣等省代表因路途原因,未能赶上会议。

  这次会议就根据地建设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等展开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苏区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苏区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总前委宣传部长古柏等,都表示不同意决议案中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通过的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和他的拥护者进行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1932年5月20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指赣南会议——引注)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赣南会议前,中共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将十分艰难曲折。

  随着红军和苏区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错误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赣南会议上的“中心领导思想”是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这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和批评此事。任弼时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亦作了自我批评,说:“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党的七大前夕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又检讨说:“听说他(指毛泽东——引注)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供稿,陈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