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有代表性”,“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不论是党中央的历史问题决议,还是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都充分肯定了中央苏区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中央苏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中央苏区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根基。中央苏区是在赣西南、闽西爆发一系列革命暴动后所形成的小块红色割据区域的基础上,由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直接转战开辟的。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现实条件。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为直接的依托,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央苏区的创建就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中央苏区的建设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运转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支持和物资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虽然是统辖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国家形态的政权,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统辖全国各苏区的财政金融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庞大的党政军群的运转经费和物资保障除了战争缴获外,主要是由中央苏区承担的。中央苏区在广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连续两年丰收,不仅确保了军民供给,而且每年有300万担出口;中央苏区创办的官田中央兵工厂、中央钨砂公司等32家国有工厂,发挥了重大的物质保障作用;中央苏区各地普遍建立了粮食、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保障了红军供给,改善了工农群众生活;中央苏区还发展对外贸易,建立银行体系,沟通了赤白贸易,活跃了根据地经济,稳定了金融市场。中央苏区人民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奉献了一切。据统计,中央苏区时期,赣南苏区的人口为240万左右,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有60余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10.82万人,占江西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43%,占全国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7.2%。

  二、中央苏区对锻造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成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完成了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时,被中央赋予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的职责。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分期分批来到中央苏区,这是中共中央向农村转移的开始。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中央苏区,完成了中共中央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这一转移,虽然是被迫而非自觉的,但毕竟与中国革命所要走的和当时正在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之要求是一致的,不仅直接促进了中共中央的脱胎换骨、走向成熟,而且对于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历经坎坷和磨难,内部的积极健康因素在增长并逐渐占据优势。毛泽东本人虽然屡屡遭受排斥和打击,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却在同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初步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越来越为全党同志所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是在经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以及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考验后,经过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逐渐凝聚起来,从而形成我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中央的另外几位重要领导成员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走向失败的煎熬中,逐渐怀疑和抛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在长征途中给予毛泽东坚定的支持。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逐步形成,正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反复斗争中,党内积极健康因素不断增长壮大的结果。

  三、中央苏区对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以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这一切,都是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积极探索和开辟。同时,更为宝贵的是,经历中央苏区的斗争,我们党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真正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真正改变了进攻大城市、期望一举成功的军事路线,真正找到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切实办法。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发源于井冈山,基本形成于中央苏区,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越走越宽广,最终成就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业。瑞金的“红场”通向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催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生动写照。

  四、中央苏区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框架。毛泽东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他将在大革命时期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所积累的思想认识和经验教训,全部运用于中央苏区这一广阔的斗争舞台。他在吟诵“战地黄花分外香”、“风展红旗如画”、“风景这边独好”等浪漫诗句的同时,思想的火花也呈现出燎原之势。他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红军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理性思考,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和基本框架。其中,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基本形成。

  五、中央苏区对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战争艺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预演治国安民文韬武略的全新平台。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新生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这些方面经验的取得,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由此,瑞金被誉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战争的艺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同时还需要用枪杆子去捍卫。中央苏区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史。这其中,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创建、领导和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拥有第一、三、五、七、八、九共6个军团,兵力最多时约13万人,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最强大的红军部队,创造了许多“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争奇迹。更重要的是,在创建、巩固和保卫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我国人民军队建设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中央苏区,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骨干。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中的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胡耀邦等,当年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战斗过。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和将军,共1614名。其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元帅、将军共有590名。这其中,10位元帅中有8位,10位大将中有7位,57位上将中有34位,177位中将中有101位,1359名少将中有440位。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的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

  六、中央苏区对保存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的留守机构和人员被赋予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职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以项英、陈毅等负责,统一领导中央苏区以及其他一些苏区的留守斗争。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的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源泉。

  七、中央苏区对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苏区精神主要在中央苏区培育。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培育伟大的精神。在长达数年的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前承井冈山精神,后启长征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苏区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共有的精气神,既源自各苏区的共同培育,又在各苏区都有所展现。但是,在各苏区中,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无疑又是苏区精神的主要来源和集中展现地。

  苏区干部好作风主要形成于中央苏区。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精神在苏区干部群体中的外在表现,也以中央苏区为主要的形成地。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有多种概括,其中最实质的内涵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一心为民,模范带头、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等方面。“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当年在中央苏区广为传唱的山歌,既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生动写照,也是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发自内心的称颂。

  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主要形成于中央苏区的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