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讲 红一方面军“向北发展”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

  1932年7月,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大好河山不断沦丧之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仍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利用各苏区不易联系的弱点,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围剿”苏区的整个计划分两步: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得手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个计划,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策略上主要是采取守势。其部署为:以何应钦为“闽粤赣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赵观涛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在闽粤赣湘地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采取包围的态势。

  对于敌人进攻苏区的策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在一开始即有所了解。1932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同时要求“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根据中共中央的指令,为了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配合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进攻行动,以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

  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结束南雄水口战役之后,在信丰、龙南、全南等地休整了10余天时间,筹集了一批款项。7月底8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便离开信丰等地向北转移到兴国一线集结。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决定于8月中旬发起攻打宜黄乐安的战役,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直接支援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根据这一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随即从兴国、于都两地出发,挥戈北进,经过8天行军,于8月中旬到达乐安的招携一线,开始攻打宜黄、乐安。

  当时,乐安、宜黄两城由敌孙连仲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据守。在宜、乐东面之南丰至南城一线驻有敌朱绍良部之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3个师,西面驻有敌陈诚、罗卓英、吴奇伟8个师。根据这一敌情,红一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敌二十七师,取得宜、乐两城,再乘胜东击毛、许、李等师,取得南丰城;然后西进击陈、罗、吴等师,调动敌人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压力。根据这一作战方案,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和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于8月15日从招携出发,夜行军60里袭取乐安城,16日清晨发起进攻,经1天1晚的激战,于17日上午9时攻占乐安城,全歼敌高树勋师1个旅,俘敌3000余人。

  红军攻占乐安城后,随即挥师围攻宜黄之敌。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助攻,8月20日晚将宜黄城攻克,俘敌近1000人,缴枪近千支,缴获辎重甚多。高树勋率败兵弃城而逃,红三军团乘胜追击,在通往抚州的大道龙骨渡地区将该敌追上,俘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乐安、宜黄两役,红军全歼敌第二十七师,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攻占乐、宜后,获悉敌毛、许、李3师将东援宜黄,故决定进攻南丰、南城之毛、许、李8师。敌毛、许两师慑于红军的声威未敢东援宜黄,而退守南城。8月22日,红十二军乘虚进占南丰,缴获大批米、面、汽油等物资。红军按原定计划进至南城附近,准备攻取南城。这时,侦知敌人已集结17个团的兵力坚守城内工事,城外地形于红军作战又极为不利,敌正企图待红军疲惫后,对红军实施前后夹击。红一方面军总部遂决定撤围南城,就近分兵发动群众伺机歼敌。在此期间,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师于8月19日占领了宁化城。

  这样,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领导下,从8月16日乐安战役开始,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4城,策应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排挤,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洪湖苏区得手后,便将“围剿”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中旬,敌人重新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以朱绍良为右翼总指挥,指挥在湘鄂赣及湖南的8个师;以蒋光鼐、蔡廷锴为左翼正副总指挥,指挥在闽西的第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帮、赵观涛等8个师和戴岳的1个旅;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第十八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祥等8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苏区南面粤军陈济棠部亦有配合行动的布置。

  对于敌人“围剿”苏区的策略和部署,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早已作了正确的判断和预测。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统一指挥下,于10月14日从广昌出发,发动了建黎泰战役。从10月16日起,红军在10天之内连克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等县城,取得了北线战役的重大胜利。接着,红军在建、黎、泰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征集资财,筹措给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恢复和扩大了建黎泰苏区,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建黎泰战役后,敌人在抚州流域集结重兵,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了挫败敌人在金溪西南两面夹击红军的计划,红军继建黎泰战役后,又进行了金溪战役。1933年1月4日和1月8日,红一方面军分别向驻守黄狮渡和浒湾之敌发动进攻。这两役,红军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全歼敌军1个旅,击溃敌军3个师,挫败了敌人在金溪夹击红军的计划,并调动了贵溪之敌,减轻了敌人对赣东北苏区的压力。

  1933年1月末,蒋介石亲到南昌重新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月上旬,蒋介石在南昌设置了行营,自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寻求红军主力作战。中路军分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等3个师,集结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由吴奇伟指挥,辖第十、十四、九十等3个师,集结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由赵观涛指挥,辖第五、六、九、七十九等4个师,集结在金溪、浒湾一线。敌人企图以3个纵队同时推进,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围歼之势。

  这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到瑞金,并立即通过苏区中央局对前线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累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红军先发制人,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依令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并对守城之敌发动总攻后,与守城之敌激战一整夜,伤亡红军400多人,阵亡1名师长2名团长,却未能攻进城去。敌数路大军闻风驰援南丰城,攻城红军将面临内外夹击的危险。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于2月13日将主力撤出战斗,秘密西移,才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红军主力撤离南丰后,为掩护主力秘密西移休整,红一方面军总部令红军第十一军佯装成红军主力东向黎川运动,以迷惑敌人。敌军果真中计。陈诚令其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二纵队由南城东进,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进攻广昌,企图在黎川南部三面合围红军。2月下旬,敌第二、三纵队由东向黎川移动后,西面驻乐安、宜黄的敌第一纵队态势比较孤立,且临近红军主力集结地域。根据这一情况,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围歼敌人的第一纵队。

  1933年2月27日至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登仙桥以东至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设伏,对行进中的敌第一纵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进行伏击,经过一天半的激战,歼敌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活捉敌师长李明、陈时骥,缴枪万余支,俘敌万余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决战的首战胜利。

  黄陂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主动撤至宁都东韶、南团、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伺机再次歼敌。敌判断红军主力在广昌,令其第二、三纵队改为前后两个梯队轮番推进。以吴奇伟指挥的第十、十四、九十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的第五、九、十一师为后纵队,于3月17日开始向广昌推进。红一方面军总部得知敌人新的战略意图后,即令红十一军于3月18日进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牵制进攻广昌之敌前纵队;主力则转移到宜黄南部隐蔽集结,以待机态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

  1933年3月20日,敌后纵队的第十一师进至宜黄的草台冈、徐庄地区,第九师尚在东陂,中间隔着雷公嵊大山,互相难于策应。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时地抓住这一良机,于3月20日发出了围歼该敌的作战命令。3月21日拂晓,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二十一、二十二军分左右两翼,同时向草台冈之敌发起全线攻击。激战至下午1时,将该敌基本歼灭,并重伤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后在南昌死亡)。前往救援的第五十九师残部和敌第九师1个团,遭到红军第十二军的有力阻击,狼狈向北溃逃时,又被红军歼灭1个营。红军在草台冈战役中,仅半天时间就歼灭敌人1个师又1个营,俘敌6000余人,缴获步机枪5000余支。

  经过黄陂、草台冈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3个师,俘敌近两万人,缴枪15000余支,消灭了敌人“围剿”苏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敌军王牌师第十一师的覆灭,使各路敌军为之胆寒,纷纷后退。敌人精心策划的第四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