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也能当红军”

——访红军失散人员钟发镇

○记者谢东琳 特约记者赖福鑫 文/图

●采访时间:

2011年10月14日

●采访地点:

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

钟发镇为自己曾是名红军战士感到无比自豪。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记者于2011年10月15日前往兴国,在长冈乡长冈村等地寻访当年的亲历者,去回望他们亲身经历的那段交织着艰辛与激情的岁月。

列宁小学 学新文化

“是记者来啦?那我要去换件衫子来。”在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小院内,记者找到了92岁的红军失散人员钟发镇。当记者举起相机对准正在喂鸡的他时,他如此说到。

“1919年12月,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家里好苦,没有田耕。父亲说没文化永远都吃亏,没饭吃也要供我去念书。11岁时,红军来了,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在长冈成立了贫农团,搞分田运动,还成立了长冈列宁小学。我和村里二三十个7岁以上的小鬼,都进了列宁小学念书。读书不要钱,但笔墨纸要自备。”钟发镇说。

老人回忆说,有时红军也会来列宁小学上课,组织同学们参加站岗放哨、维护治安、开展宣传、慰问红军、帮夜校群众识字等活动。农忙时,他们除了上课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帮代耕队种红军公田,帮红军家属挑水砍柴、收割庄稼等。列宁小学的同学都参加了少年儿童团。有时,他们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或军事训练。教员还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村俱乐部的人会抄到学校墙报上。

人没枪高 一心当兵

1932年8月,在“先有国,后有家,踊跃当红军,保卫苏维埃”的“扩红”口号中,钟发镇路遇一名正去乡政府报名参加红军的同学。他听说后,也要跟着去参加红军。同学说:“你几岁了?”钟发镇说,“我快13岁了。”同学边走边说:“你太小,可能不行。”钟发镇急着跟上步伐说:“你也就14岁,你能当,我也能。”

两人到乡苏维埃政府招兵点后,钟发镇被招兵的干部回绝。可钟发镇不肯走。招兵干部将步枪竖在他身边,一比,说:“小鬼,你还没枪高,还是回家去吧。”钟发镇赖着就是不回,缠着干部要当红军:“我不管,小鬼也能当红军!”招兵干部没办法,说:“小鬼,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卫生兵。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派往兴国茶岭的后方医院,照护伤员。

1933年,钟发镇被派往瑞金红军军医学校招呼兵训练班培训半年,学习上药、消毒等护理知识。学习期满后,钟发镇被分配到瑞金红军医院。1934年初,钟发镇又被调往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医护员。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红军医院整编,愿意留下的随大部队转移,愿意回家的发两块大洋遣返。一心当红军的钟发镇坚决留下,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漫漫征途 不畏艰辛

其实,红军宣传员比普通战士要辛苦。每次行军,宣传员都要先出发,在途中的山坡上或桥头上宣传鼓动。比如过夹金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动:“同志们,一切困难都是能克服的!不可坐下休息!下定决心,坚决胜利翻越!”大部队通过后,宣传队的同志又要留在后面,招呼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当时年仅15岁的他,个子矮小,体重不足100斤。行军途中,他赤脚顶风冒雨,边走边宣传,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饿了,嚼嚼布包里的生米;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

“过泸定桥前,我因招呼两位伤兵,帮他们背行囊,落了尾。到达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下时,我终于追上了部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远远地看见了我,奔跑上来,猛地把我抱起,兴奋地说,‘小鬼,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没想到你竟能跟上来。’”

“爬雪山时好冷!雪有几尺厚。好多同志坐下几分钟,就再也起不来了。出发前,有个老乡送给我一双草鞋,但我的脚趾还是全被冻烂了。那个老乡,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过草地时,连野草都没得吃,肚子饿得很。记得过完草地后,一条几十米宽、两米多深的河挡住了去路。工兵连的同志一个个下到水里,手拉着手,给大家当栏杆,大家扶着过去。但我太矮小过不去,只好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过河。”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往事。

炮火声中翻译密电

钟发镇回忆说:“在甘孜会师后,红一方面军调了一批技术干部到红四方面军,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学习了一个月的电报翻译知识后,我开始担任红九军译电员。随军参加了古浪战役。

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钟发镇被编入李先念的红三十军。

钟发镇说:“1936年12月12日,我们在甘肃永昌与国民党部队展开激战。当时,我正在李先念的房间里接收翻译陕北密电。刚译几个字,就听炸弹巨响,我赶紧趴在地上。后来炸弹在李先念的门口爆炸,灰土把屋子全蒙住了。为了躲避炸弹,李先念让人在门前挖了一条战壕。战壕刚挖好,又一颗炸弹在门口爆炸,屋子里堆满了灰,电台、桌上厚厚的一层灰土。待我从灰堆中扒出刚接收的电报时,发现这是一份从延安发过来的紧急电报。电文是: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

钟发镇说,当时他怕翻译错误,逐字逐句又核对了3遍,飞跑着把电报交到了正指挥作战的李先念手上,这时,他被炸弹爆炸的气浪掀了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李先念接过电报,连问我几遍:‘小钟,这份电报有没有翻错?’我回答:‘没错,肯定没错,对了好几遍了。’”

“第二天,敌人停止了进攻,西路军指挥部命令我们进入祁连山打游击。红三十军行军到康隆寺,再次遭遇敌人围攻,电台被毁,部队被迫分散突围。李先念决定让军部张特派员带着我和另几名机关战士进山打游击。就这样,我永远离开了心爱的译电员岗位。进入茫茫大山后,由于缺乏游击常识,御寒的火堆没有及时扑灭,我们被敌人发现。然后,一行9人一起被捕。”

钟发镇回忆,被捕后,他和两个四川女战士被押送到青海省西宁市,成了敌团长李跃廷的家仆。一年后,他被单独送往劳改营,在黄河边上替敌人开荒种地和淘金,一干就是4年。1941年,钟发镇趁跟随军需官去西宁领粮时逃离,并在他人的帮助下,获得一张路条,趁夜逃往西安。他本想去延安找部队,但路条过不了潼关,只好取道洛阳,一路乞讨返回家乡。